9月8日晚,北京市朝阳区一处商圈,白庆在自己的后备厢摊位前,他的摊位主要售卖小零食和柠檬茶,渴了自己也会喝上几杯。在他看来,除了对外售卖,这些商品其实也是给自己和朋友准备的,由于工作繁忙,平日里他和朋友聚会的机会并不多,现在这个摊位成了朋友聚会的好地方。

9月11日晚,北京市东北五环外,一名顾客在张鹏的摊位扫码购买袜子。他身后,堆满各种各样袜子的豪车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买袜子的、拍照的、聊天的顾客络绎不绝。

9月8日晚,北京市朝阳区一处商圈,小李在售卖糖果。此前她在一家教培机构做课程顾问销售,今年9月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辞职后,她做起了后备厢摆摊的生意,每周五和周末开车出摊,每次营收500元到1000元不等。

9月8日晚,北京市朝阳区一处商圈,徐云辉在自己的摊位前。每次出摊,他都会根据场地售卖不同的货品,写字楼白领比较多,他就会卖蛋糕和零食,商圈年轻人和小朋友比较多,他会选择卖玩具和影视剧周边。他觉得,后备厢摆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轻松,大量时间要用在找渠道、选品、盘库存等一系列的事情上。

9月11日晚,北京市朝阳区东北五环外,刘征坐在后备厢边弹吉他边唱歌。他是一家户外电源初创公司的合伙人,当天参加后备厢集市主要是为了进行品牌推广,同时也希望了解一些汽车后备厢摊主对户外电源的需求。

9月18日夜12时,北京市通州区东五环外,吕斌斌和妻子在房车处摆摊。这辆经过改造的房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陪着他走过了许多城市,那些曾经只在商务出差中短暂到访过的地方,如今他可以用一半时间去观光,一半时间卖冰淇淋贴补日常基本开销。

9月18日晚10时,北京市通州区东五环外,张志宇收拾完摆摊的东西后准备骑电动车回家。

他2015年从黑龙江来到北京,为了拓展销售渠道,张志宇会帮开花店的妻子到后备厢集市卖鲜花,周末平均每天有1000元左右的营业额。

张志宇选择了用电动车“出摊”,一方面是由于汽车摇到车牌比较难,另一方面是鲜花的体量较小,电动车就足够携带。在他看来,来集市卖货可以增加收入,也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9月18日晚11时,北京市通州区东五环外,临近收摊,王阳坐在自己花2000多元收购的二手快递车上试玩泡泡机。

王阳的本职工作时间灵活,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朋友在做后备厢摆摊后,他便也跟着一块儿来试试。王阳的摊位售卖蛋包肠和泡泡机,蛋包肠是自己小时候就喜欢吃的,而泡泡机是他之前就特别想拥有的。在售卖这些商品的同时,他也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摆摊这些天,王阳与附近的许多摊主成了朋友,大家年龄差距不大,家庭和工作上的喜怒哀乐都会成为聊天的内容,在王阳看来,这也是他在后备厢摆摊时最大的收获之一。

高亮LED补光灯、黄粉色交织的氛围装饰光条、精致的金属反光器皿、外放着歌曲的音响、潮流的销售推广标语,共同组成了人们对后备厢摊位的第一印象。夜幕降临,在北京的一些人流聚集地、商圈甚至住宅小区的停车场,无论是“身价”数百万元的豪车,还是普通家用小汽车,或是电动摩托车、三轮车,打开后备厢,一家家“店铺”便浓缩在其中。这里销售的产品,有不到十元的热门影视剧周边钥匙扣,也有二三十元的特调手工饮料,甚至还有价值数百万元的楼盘推广。

经营后备厢摊位的多数是年轻人,他们中有因实体店经营不稳定,依靠后备厢售卖成本低、灵活性高等特点展开经营的店主夫妇;有正在寻找新工作机会,用后备厢摆摊短暂过渡的白领;有利用空余时间兼职,补贴家用的城市青年;也有追赶潮流,渴望获得新鲜生活体验的时尚男女。

据了解,“后备厢集市”(CarBootSale)可以追溯到1980年,英国肯特郡的一个农场上出现了全球首个汽车后备厢集市,附近的车主开着车,带着衣服鞋帽、日用杂物、书籍等聚在集市交流、交易。

2016年10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加大旅游、文化等领域有效供给,实施乡村旅游“后备厢行动”,首次提出“后备厢经济”的概念。当时是指市民从城市开车到乡村去旅游,去时车的后备厢是空的,而在返程时里面装满当地特色产品的一种经济现象。

如今,“后备厢经济”承载的内容显然不止于此。有研究者认为,“后备厢经济”虽然与普通地摊看起来很像,但又有所不同——每一辆车的后备厢更像是一个浓缩版的商店,体现出的不仅仅是经济属性,更是摊主个人的兴趣和品位,还融合了社交、文化属性,与汽车文化、美食、夜生活、露营经济等新业态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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