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祸从口出”,在直播时意外遭遇网暴,黎曼(化名)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4月14日,广东队和辽宁队进行CBA季后赛半决赛,比分胶着。“不敢再看了,我怕广东队输。”一边收看比赛、一边开麦直播的吉林长春姑娘黎曼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随口的一句“点评”,却成为众矢之的:“东北人为啥支持广东?”“确定是东北人吗?广东人学东北话很标准嘛”“长春疫情的时候,辽宁白支援你们了,长得丑没良心”……

“这次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网暴的威力,它能让一个人的心情立刻变得非常抑郁。”因为是易建联的球迷,黎曼关注着广东队的每场比赛,“虽然被网暴的那一瞬间很郁闷,但我很快调整了,接着直播时就用了这个现成的案例来呼吁大家理性看球,也得到不少网友支持。”

像黎曼这样遭遇过网络暴力事件的普通人,不在少数。在短视频平台“抵制网络暴力”的话题里,很多网友分享被网暴的经历及怎样面对网暴等,有网友直言“抵制网络暴力,是救人,也是自救”。

许多发生在网络空间的暴力,都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社会影响大的特点。网络暴力为何能迅速蔓延?

“网暴从发酵到消退,会在不同平台间传播,其跳转线从微博、知乎等综合性社交、信息平台,到个别主流媒体全方位跟进,再到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如短视频、微信群等跳转,然后是官方和民间辟谣跟进、当事人发声、主流媒体定调,最后是事件平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指出,网暴通常夹杂官方与民间两方多重信息,而平台提供服务的方式、管理投入和用户量等,都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子。

近日,一篇中山大学女生自曝被教授性侵的文章先是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广泛流传后,被不少视频制作者做成视频传播,并有主播在直播时点评此事,事件迅速发酵,中山大学官方对此事作出回应后,舆论渐渐平息。

“网暴者利用社交平台和短视频多管齐下,炮制图、文、视频、弹幕病毒式传播信息。”王四新认为,短视频平台更多扮演“中间人”角色,有的事件在短视频快速传播后,进入更具互动性的平台爆发;有的事件则在互动性平台形成大范围舆情后,被一些渴望吸引眼球的视频制作者引入短视频平台,使用争议话题和偏激语言助推传播。

“网暴事件在多平台流转,但在不同属性的平台重点不同,网暴的另一个新迹象,是开始从针对当事人的网络语言暴力,蔓延至其周边的人和物。例如,舆论中心人物穿的衣服品牌被网暴。”在抖音负责预防和处理平台各类网络暴力事件的抖音安全产品经理刘欢谈到。

在刘欢接触到的很多存在网暴风险的事件中,他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说法,“5块钱可以买到200条评论,骂骂人出出气”“几KB的骂人流量才多少钱”“每天晚上睡觉前,拿出手机,几分钟,对推送的女生照片挨个骂一遍,然后关机睡觉”等。

“这些言论的存在,说明在开放的网络生态里,发动网暴的成本是非常低的。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经济成本。”刘欢举例说,平台日均处理的评论中,谩骂、人身攻击占比32.79%。

而与低成本相对应的,是在一些网暴事件背后隐藏的高收益。

“在流量、关注度和用户规模等都成为商家、平台和自媒体用户寻求价值、利益最大化的手段的情况下,网络暴力由于能够较快实现商业变现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平台和资本的青睐,出现了借网络暴力谋取商业利益甚至其他利益的现象。”刘四新坦言,网络暴力的舆论爆发契机,从偶发性社会事件日渐向精心挑选对象、日期和话题转移,呈现明显人为操纵的迹象,很多网络暴力背后都有“黑公关”的身影,甚至形成了专门的黑色产业链。

例如,在此前的“拼多多被曝售卖假洋酒”事件中,据媒体报道,这次事件中有群主拉群,在群里指挥下单,群内博主发一条就可以拿20元。

“当网络暴力形成黑色产业链后,暴力手段和损害后果也随之升级,包括从网络空间的造谣诽谤到现实生活的人身威胁,从精神损害到迫使他人自残、轻生或‘社会性死亡’等。”王四新说。

无论是女主播在直播中被网暴而喝农药自杀,还是上海女子打赏外卖员200元被网暴后跳楼,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网暴一旦发生,在施暴者中的扩散和对受害者的聚焦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情绪在被煽动后迅速得到其他用户的共情,进行蔓延,这时,在事件中呼吁理性、客观思考的人,往往容易成为被二次网暴的对象。”刘欢发现,在很多热点事件发生时,一些大V呼吁网友理性发声,但很多网友却并不认可,反而对其展开嘲讽,在大量负面宣泄内容的覆盖下,准确、理性的信息反而容易被忽视,网暴的发酵形成了一个负向循环。

而在这个负向循环中,很多人的行为都面临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提示,对于网暴中所谓的“法不责众”认知是错误的,网络世界既不是供人发泄情绪的垃圾场,也不是没有责任的法外之地。

“根据网暴的严重程度、性质和影响范围不同,网暴行为涉及网络侵害人格权、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寻衅滋事、诽谤等诸多方面。”朱巍认为,在短视频和直播时代,网络暴力仍然是严重侵害用户权益、扰乱网络传播秩序的毒瘤。

按照民法典关于名誉权的规定,为了公共利益实施的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行为人不承担侵权责任。实践中,很多网暴受害者往往都是深陷在某一公共事件之中,一些事件具有一定的公共利益属性,公众对其的批评可能属于舆论监督的行为。

“但是,民法典对此类行为也有例外性规定,比如,对事实的捏造、歪曲,或者发布人没有尽到合理核实义务的,或者以侮辱性语言贬损他人的,这些行为都不能被纳入到免责范围。”朱巍指出,我们在判断边界问题时,既要考虑到话题是否涉及公共利益问题,也要考虑表达内容是否具有真实性、是否有主观恶意的贬损、发布信息时是否尽到合理审核义务等。

在很多网络事件中,既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又要保护好个体的个人信息权利,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

“一是,应依法确定个人信息发布者主体权限;二是,要遵循比例原则;三是,平台设置投诉渠道,按照当事人要求,配合当事人对相关个人信息行使删除权、更正权和查询权。”朱巍谈到,对于平台来说,在防控网暴治理方面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按照《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6条第10款的规定,“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名誉、隐私和其他合法权益”属于违法信息范围,平台对此类信息的处理,需要将民法典规定的“通知删除”规则,配合违法信息定性进行处理,减少回应期限,提高采取措施的效率。

4月24日,中央网信办宣布开展“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其中要求平台建立健全识别预警机制、及时过滤网暴内容等。

以抖音为例,据刘欢介绍,从2017年起,抖音就开始注意到网暴现象,并设置专人关注和处理平台上出现的侮辱谩骂行为。目前,抖音成立了20多人的专职团队,每天处理百余起有网暴风险的事件。具体而言,抖音把网暴粗略划分为风险期、发酵期和消退期,对应不同的处置方式。

“治理网暴就像是在火山爆发时,主动靠近火山口,一边救助伤者,一边告诉火山你要冷静,要理性,稍有不慎,处置者也会被‘网暴熔浆’吞噬变成火山灰。”刘欢坦言,尽管存在困难和挑战,但对于抖音来说,这样的工作无疑是必须且必要的。

虽然遭遇网暴时黎曼迅速调整了抑郁情绪,但她不得不承认,这次网暴后,她在直播时经常出现应激反应:“很多本来正常的表达,到嘴边却不敢说了,怕不知道哪句话又成为网暴的谈资。”

对于被网暴者的心理关怀,刘欢提到,2021年9月,由抖音安全中心联合公益、AI-lab等团队组成的心理关怀团队,与中国公安大学展开合作,汲取其保护和关怀被网暴受害人的经验,帮助受到相关问题侵扰的用户缓解负向情绪。

在朱巍看来,对网络暴力的预防和制止,离不开平台、网民、行业协会、司法系统等多方主体协调,只有形成合力,才能真正杜绝网暴愈演愈烈。“对于网暴的治理,以往都是倾向于事后处理,但往往亡羊补牢,为时已晚,网暴对当事人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因此,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应加强法律宣传,提高包括网民、意见领袖、主播等的网络传播素养,做到对网暴预防的未雨绸缪。”他表示。

“治理网暴存在四点困境,涵盖法律、标准、协同和能力方面的缺失。目前行业内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立法层面尚存在一定空白;行业处置标准不统一,各平台尺度不同,处置缺乏一定依据常被投诉,难以判别和准确处置;当今的网暴从线上扩散到线下,需要网络执法机构和当地执法机构协同执法,相关系统和协同策略还不完善;网暴治理过程中同时涉及公开数据和私有数据,并不能主动监测和分析受害者私人信息。”王四新建议,立法、执法等多部门联合治理,联合各平台建全流程治理机制,做好全社会教育工作,经年累月共同发力。

直到“祸从口出”,在直播时意外遭遇网暴,黎曼(化名)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4月14日,广东队和辽宁队进行CBA季后赛半决赛,比分胶着。“不敢再看了,我怕广东队输。”一边收看比赛、ope体育电竞网站一边开麦直播的吉林长春姑娘黎曼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随口的一句“点评”,却成为众矢之的:“东北人为啥支持广东?”“确定是东北人吗?广东人学东北话很标准嘛”“长春疫情的时候,辽宁白支援你们了,长得丑没良心”……

“这次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网暴的威力,它能让一个人的心情立刻变得非常抑郁。”因为是易建联的球迷,黎曼关注着广东队的每场比赛,“虽然被网暴的那一瞬间很郁闷,但我很快调整了,接着直播时就用了这个现成的案例来呼吁大家理性看球,也得到不少网友支持。”

像黎曼这样遭遇过网络暴力事件的普通人,不在少数。在短视频平台“抵制网络暴力”的话题里,很多网友分享被网暴的经历及怎样面对网暴等,有网友直言“抵制网络暴力,是救人,也是自救”。

许多发生在网络空间的暴力,都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社会影响大的特点。网络暴力为何能迅速蔓延?

“网暴从发酵到消退,会在不同平台间传播,其跳转线从微博、知乎等综合性社交、信息平台,到个别主流媒体全方位跟进,再到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如短视频、微信群等跳转,然后是官方和民间辟谣跟进、当事人发声、主流媒体定调,最后是事件平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指出,网暴通常夹杂官方与民间两方多重信息,而平台提供服务的方式、管理投入和用户量等,都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子。

近日,一篇中山大学女生自曝被教授性侵的文章先是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广泛流传后,被不少视频制作者做成视频传播,并有主播在直播时点评此事,事件迅速发酵,中山大学官方对此事作出回应后,舆论渐渐平息。

“网暴者利用社交平台和短视频多管齐下,炮制图、文、视频、弹幕病毒式传播信息。”王四新认为,短视频平台更多扮演“中间人”角色,有的事件在短视频快速传播后,进入更具互动性的平台爆发;有的事件则在互动性平台形成大范围舆情后,被一些渴望吸引眼球的视频制作者引入短视频平台,使用争议话题和偏激语言助推传播。

“网暴事件在多平台流转,但在不同属性的平台重点不同,网暴的另一个新迹象,是开始从针对当事人的网络语言暴力,蔓延至其周边的人和物。例如,舆论中心人物穿的衣服品牌被网暴。”在抖音负责预防和处理平台各类网络暴力事件的抖音安全产品经理刘欢谈到。

在刘欢接触到的很多存在网暴风险的事件中,他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说法,“5块钱可以买到200条评论,骂骂人出出气”“几KB的骂人流量才多少钱”“每天晚上睡觉前,拿出手机,几分钟,对推送的女生照片挨个骂一遍,然后关机睡觉”等。

“这些言论的存在,说明在开放的网络生态里,发动网暴的成本是非常低的。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经济成本。”刘欢举例说,平台日均处理的评论中,谩骂、人身攻击占比32.79%。

而与低成本相对应的,是在一些网暴事件背后隐藏的高收益。

“在流量、关注度和用户规模等都成为商家、平台和自媒体用户寻求价值、利益最大化的手段的情况下,网络暴力由于能够较快实现商业变现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平台和资本的青睐,出现了借网络暴力谋取商业利益甚至其他利益的现象。”刘四新坦言,网络暴力的舆论爆发契机,从偶发性社会事件日渐向精心挑选对象、日期和话题转移,呈现明显人为操纵的迹象,很多网络暴力背后都有“黑公关”的身影,甚至形成了专门的黑色产业链。

例如,在此前的“拼多多被曝售卖假洋酒”事件中,据媒体报道,这次事件中有群主拉群,在群里指挥下单,群内博主发一条就可以拿20元。

“当网络暴力形成黑色产业链后,暴力手段和损害后果也随之升级,包括从网络空间的造谣诽谤到现实生活的人身威胁,从精神损害到迫使他人自残、轻生或‘社会性死亡’等。”王四新说。

无论是女主播在直播中被网暴而喝农药自杀,还是上海女子打赏外卖员200元被网暴后跳楼,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网暴一旦发生,在施暴者中的扩散和对受害者的聚焦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情绪在被煽动后迅速得到其他用户的共情,进行蔓延,这时,在事件中呼吁理性、客观思考的人,往往容易成为被二次网暴的对象。”刘欢发现,在很多热点事件发生时,一些大V呼吁网友理性发声,但很多网友却并不认可,反而对其展开嘲讽,在大量负面宣泄内容的覆盖下,准确、理性的信息反而容易被忽视,网暴的发酵形成了一个负向循环。

而在这个负向循环中,很多人的行为都面临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提示,对于网暴中所谓的“法不责众”认知是错误的,网络世界既不是供人发泄情绪的垃圾场,也不是没有责任的法外之地。

“根据网暴的严重程度、性质和影响范围不同,网暴行为涉及网络侵害人格权、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寻衅滋事、诽谤等诸多方面。”朱巍认为,在短视频和直播时代,网络暴力仍然是严重侵害用户权益、扰乱网络传播秩序的毒瘤。

按照民法典关于名誉权的规定,为了公共利益实施的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行为人不承担侵权责任。实践中,很多网暴受害者往往都是深陷在某一公共事件之中,一些事件具有一定的公共利益属性,公众对其的批评可能属于舆论监督的行为。

“但是,民法典对此类行为也有例外性规定,比如,对事实的捏造、歪曲,或者发布人没有尽到合理核实义务的,或者以侮辱性语言贬损他人的,这些行为都不能被纳入到免责范围。”朱巍指出,我们在判断边界问题时,既要考虑到话题是否涉及公共利益问题,也要考虑表达内容是否具有真实性、是否有主观恶意的贬损、发布信息时是否尽到合理审核义务等。

在很多网络事件中,既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又要保护好个体的个人信息权利,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

“一是,应依法确定个人信息发布者主体权限;二是,要遵循比例原则;三是,平台设置投诉渠道,按照当事人要求,配合当事人对相关个人信息行使删除权、更正权和查询权。”朱巍谈到,对于平台来说,在防控网暴治理方面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按照《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6条第10款的规定,“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名誉、隐私和其他合法权益”属于违法信息范围,平台对此类信息的处理,需要将民法典规定的“通知删除”规则,配合违法信息定性进行处理,减少回应期限,提高采取措施的效率。

4月24日,中央网信办宣布开展“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其中要求平台建立健全识别预警机制、及时过滤网暴内容等。

以抖音为例,据刘欢介绍,从2017年起,抖音就开始注意到网暴现象,并设置专人关注和处理平台上出现的侮辱谩骂行为。目前,抖音成立了20多人的专职团队,每天处理百余起有网暴风险的事件。具体而言,抖音把网暴粗略划分为风险期、发酵期和消退期,对应不同的处置方式。

“治理网暴就像是在火山爆发时,主动靠近火山口,一边救助伤者,一边告诉火山你要冷静,要理性,稍有不慎,处置者也会被‘网暴熔浆’吞噬变成火山灰。”刘欢坦言,尽管存在困难和挑战,但对于抖音来说,这样的工作无疑是必须且必要的。

虽然遭遇网暴时黎曼迅速调整了抑郁情绪,但她不得不承认,这次网暴后,她在直播时经常出现应激反应:“很多本来正常的表达,到嘴边却不敢说了,怕不知道哪句话又成为网暴的谈资。”

对于被网暴者的心理关怀,刘欢提到,2021年9月,由抖音安全中心联合公益、AI-lab等团队组成的心理关怀团队,与中国公安大学展开合作,汲取其保护和关怀被网暴受害人的经验,帮助受到相关问题侵扰的用户缓解负向情绪。

在朱巍看来,对网络暴力的预防和制止,离不开平台、网民、行业协会、司法系统等多方主体协调,只有形成合力,才能真正杜绝网暴愈演愈烈。“对于网暴的治理,以往都是倾向于事后处理,但往往亡羊补牢,为时已晚,网暴对当事人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因此,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应加强法律宣传,提高包括网民、意见领袖、主播等的网络传播素养,做到对网暴预防的未雨绸缪。”他表示。

“治理网暴存在四点困境,涵盖法律、标准、协同和能力方面的缺失。目前行业内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立法层面尚存在一定空白;行业处置标准不统一,各平台尺度不同,处置缺乏一定依据常被投诉,难以判别和准确处置;当今的网暴从线上扩散到线下,需要网络执法机构和当地执法机构协同执法,相关系统和协同策略还不完善;网暴治理过程中同时涉及公开数据和私有数据,并不能主动监测和分析受害者私人信息。”王四新建议,立法、执法等多部门联合治理,联合各平台建全流程治理机制,做好全社会教育工作,经年累月共同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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